“运用法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研讨会”在2021年4月28日举行，会议由中国卫生法学会主办，汕头大学、广东省法学会卫生法学研究会和汕头大学卫生法学国际研究院承办。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欧方执行院长Ronald Monty Silley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做主题发言。会议围绕“运用法治抗击新冠疫情的各国经验”、“抗击新冠疫情与公共卫生治理”、“法治视野下抗击新冠疫情与国际公共卫生产品”三个主题展开。本次国际会议在汕头大学举行，线上线下相结合，大约有二十四位著名专家在会议上作了发言。

Silley院长的报告题目是《公共卫生危机中的法治问题：法律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作用》，该主题由广东省法学会卫生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南方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公司总经理杜仕林主持。随后，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副院长何群和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满洪杰教授对报告进行了评议。

Silley院长谈及佩戴口罩的问题，包括过去一年与戴口罩相关的一些错误信息。他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官员在戴口罩的益处上存在令人惊讶的分歧。这使得在一些地方实施强制佩戴口罩的要求存在争议，有些地区遭到了抵制甚至抗议。然而，如果是由于口罩的供给问题，官员们可以采用其他法律途径。例如，实施采购限制、反囤积规则，为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征用急需的物资，甚至使用法律机制像《美国国防生产法》那样增加口罩的生产。

反对佩戴口罩者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后果。我们可以类比来看不同国家佩戴安全带或自行车头盔的法律要求。然而，就口罩而言，受益人不仅是佩戴者，而是所有的第三方，以及减少病毒的传播。因此，有合理的法律理由来实施符合科学要求的口罩要求，例如，在疫情期间进入商店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强制佩戴口罩。

接下来，Silley院长提出了强制性的社交距离、停工和隔离这些更为复杂的问题。欧洲和北美的法律必须考虑某些人权，如活动自由、集会自由；另一方面，Silley院长指出，最基本的权利是生命和安全的方面的权利。如果当面公开抗议的权利会危人们的健康，这可以证明政府有理由采取合理的行动，防止致命病毒的传播。

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Silley院长承认从经济上、社会上和心理上来讲，实施大规模封锁存在困难。另一方面，不协调的、延迟的、部分的封锁已经表明只能起到部分用。一旦封锁被解除，新一波的感染就会出现，死亡人数就会相应上升。因此，法律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对公共卫生危险做出反应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表明致命性病毒会带来紧迫的危险，那么即使在官方宣布大流行病之前，法律系统也应能够采取预防性措施。否则，等到宣布之时，隔离、追踪、阻止这种病毒的传播会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的实践已经表明，如果社区所有的成员都愿意认真配合抗击病毒，那么消除当地社区的感染确实是有可能的。一些短期损害，例如暂停商业活动、自我隔离、甚至是强制隔离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长期收益，如企业可以早日完全重新开业，人们基本上可以恢复正常生活。Silley院长指出国家之间相互学习的重要价值。不同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不同的政策有成功也有失败，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应当看看其他国家的措施并采取最佳的做法。

最后，Silley院长分享了葡萄牙主要国家报纸Publico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摘录。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中国在2020年2月为抗击新冠病毒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他清楚地写道，“（中国人）理解这些措施并积极的配合这些措施的实施”，然后接着说，“我担心在欧洲特别是在葡萄牙，人民和政府还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政府必须提醒国民注意局势的严重性，并提出一些基础建议，以减少我担心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病例数量。”这篇文章在2020年2月就已经写作完成并投稿，于2020年3月1日发表，在那时，葡萄牙从未报道过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不幸的是，就像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法律或政治行动一样，Silley院长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现在回看，大约8%的葡萄牙人感染了病毒，直接导致了超过17000葡萄牙人死亡，这真是个悲剧。

Ronald Monty Silley最后提到，新冠肺炎不会是人类面对的最后一场流行病，下一个可能更具传染性、致命性。因此，学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确保我们的社会都有更好的法律上的准备以应对下一次的公共卫生危机是至关重要的。 

英文撰稿：Monty Silley（中欧法学院欧方执行院长） 

中文翻译：李倩（中欧法学院2020级双硕士研究生）